高校女教师的两难窘境：当生育遇上考核，要孩子还是选择饭碗？
三个月前，37岁的高校女教师李婷，在经历了漫长的孕期后，迎来了自己的宝宝。然而，她并未能陷入初为人母的幸福喜悦之中。校方实施的“非升即走”政策让她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如果在考核期内未能晋升为副教授，李婷将面临失业的危险。今年是她考核期的最后一年，但她的论文还没有达到要求。每天，她在短暂的睡眠中，不断重复地梦到自己在考试中失败。
近十年来，随着新的聘任机制的全面推广，中国的很多高校实行“非升即走+定期考核”的制度：讲师/助理教授阶段如果不能晋升，就必须离开；而副教授则面临两难选择：要么接受高达一半薪水骤降的旧机制，要么留在新机制下，每3-5年进行一次考核，考核结果将影响续聘、工资和岗位。
对于女性博士来说，这个体系更加残酷。如果她们在攻读博士学位时选择生育，很可能在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而如果在工作后选择生育，她们可能会失去饭碗。
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年中国高等教育学校有.3万专任教师，女性占了51.2%；在女性专任教师中，13.6%的人在29岁及以下，20.0%的人在30-34岁，22.6%的人在35-39岁，18.0%的人在40-44岁。这些数据意味着在中国高校教师队伍中，有生育需求的女性教师人数可能高达数十万。
李婷的遭遇反映了她们的普遍困境：是要孩子，还是要饭碗？
（本文改编自澎湃新闻·澎湃研究所的报道，作者为某高校副教授，人物故事系虚构，与实际无关。）
三月初，一位名叫张澍的38岁高校女教师即将迎来她的预产期。
张澍于年加入了北方某高校，担任副教授一职。她与学校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合同，合同中规定了她需要完成一定数量的论文发表和基金项目申请等任务。如果未能完成这些任务，她将无法续聘。怀孕了9个多月的张澍每天都在抓紧时间准备论文和写基金申请书，因为她知道孩子一出生，自己将有数月无法工作。
“非升即走”制度最早源于美国。在美国，助理教授完成“非升即走”考核后，就不会再面临严格的经费削减，也不会失业，实现了真正的“长聘”。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周雪光曾感慨道：如果没有长聘制度的保障，他不可能在某个项目上投入十多年的时间，因为这期间只有零星的英文论文发表。
然而，在中国，除了极个别的高校，“非升即走”制度发生了变化。当前，中国高校晋升副教授和教授的新机制意味着教师们需要经历一个又一个的聘期考核，考核结果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续聘、岗位和工资。很多教师反映，一些高校还存在加码的现象。
对于那些处在“非升即走”晋升轨道上的青年高校教师来说，他们面临着合同上明确规定的考核要求和时间期限，这就像是一把紧锁的时钟，压力巨大。而对于青年女教师而言，她们不仅需要应对考核时钟的压力，还面临着生育时钟的紧迫。大部分高校教师入职时都在30岁左右，而在国内，讲师/助理教授的合同通常是“3+3”，也就是两个3年的合同内需要晋升为副教授。
目前，社会普遍认同女性最佳生育年龄在35岁之前。然而，在中国高校教师面临的“非升即走”考核制度下，这一观念与现实存在严重冲突。
学者沈洋和李秉勤的研究《职场压力与生育选择：中国女性教师的困境》指出，签订“非升即走”合同的女性教师生育意愿较低。他们的调查显示，在年龄相近的被调查对象中，未签订该合同的女性生育意愿最高，已签订但已生育的次之，而签订但未生育的生育意愿最低。实例表明，在某校引入“非升即走”制度后，由于没有规定考核期内生育会延长考核期，没有一位新进女教师在该时期选择生育。
即便在“非升即走”时期之后，许多受高校新聘任机制约束的女性教师仍然面临一轮又一轮的考核。一位教师评论说：“如果你不在这个聘期内生孩子，就得在下一个聘期内生。”这种压力导致高校女性教师普遍出现失眠、脱发、久坐导致发胖等职业病，而由于生殖系统对压力较为敏感，可能进一步限制了她们的生育选择。
调查显示，在高校女教师中，甲状腺异常、乳腺结节、乳腺增生、月经不规律、内分泌失调等疾病十分普遍。一位女教师甚至因为眼压过高不得不接受手术，而另一位则频繁患肠胃炎。
对于像尹英这样的女性教师，情况更为严峻。她在国外受过本硕博教育，对国内高校的运行机制一无所知。刚入职时，她既需要上课又负责管理硕士项目，压力巨大。两年后的体检结果显示她患上了卵巢巧克力囊肿。医生告诉她，这种问题容易复发，如果想要孩子，必须尽早行动；一旦复发，怀孕将变得困难，可能需要考虑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方法。
尹英的丈夫在互联网行业工作，但遭遇了裁员潮，而他们每个月还有巨额房贷需要偿还。在持有“非升即走”合同的情况下，选择生孩子还是保住工作对她来说是一个残酷的选择。她感叹：“我感觉我已经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我对此束手无策。”
高校女教师在备孕或怀孕后，面临着时间的紧迫考验。
王漾在博士后阶段常常熬夜工作到深夜，但一旦备孕，她有意识地减少了工作强度。与此不同，女教师黄雅丽决定在备孕期间加大工作量。她的每个聘期只有3年，因此在备孕期间，她不确定何时会怀孕，只能不停地努力写论文。
在怀孕早期（前3个月），张澍经常感到恶心和呕吐，根本无法正常工作，只能躺着休息。相比之下，王漾的反应则相对轻微。然而，她也遇到了流血的情况，使得她更加小心谨慎。到了孕中期（第4-6个月），妊娠反应有所减轻，准妈妈们可以逐渐恢复一些工作。但对于需要实地调查的高校女教师们来说，出差调研仍然存在很大风险。赵曼的医生告诉她，胎盘位置有些问题，最好不要坐飞机。因此，她只能维持之前50-60%的工作量。到了孕晚期（第7-10个月），胎儿体积增大，会给孕妇带来各种身体不适和疼痛，严重影响了她们的工作状态。王漾的宫颈过短，为了预防早产，她只能躺在床上休息。
尽管高校女教师们也有产假，但产假的4-6个月时间，仍然被计入了考核期。怀孕和产后半年，几乎占去了黄雅丽三年聘期的近一半时间，也占据了张澍五年聘期的四分之一时间。
面对生育对工作时间的挤压，母乳喂养成了高校女教师们最为矛盾的选择。
母乳被认为是新生儿最好的食品，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新生儿的前6个月内最好进行纯母乳喂养；6个月后可以添加辅食，并继续母乳喂养至2岁或更长时间。但母乳喂养对产妇的工作时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新生儿通常每1-2小时需要吃一次奶（每天约10次），每次喂奶大约半个小时，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到了第3个月，喂奶次数会减少到6-8次。赵曼在产后第四个月偶尔会回到办公室工作。为了保持母乳喂养，她每天在办公室定时泵奶3次，将奶带回家后还需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清洗奶瓶、消毒、泵奶、冷冻，时间变得极为零碎。而且一旦开始工作，压力一来，她的奶水很快就不如以前多了。“我非常希望能够亲自照顾我的儿子，但我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陪伴他，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赵曼感叹道。
在同样的境遇下，北京某高校副教授蒋云天也有相似的感受。他的妻子是一名朝九晚五的白领，产后需要每两个小时喂养孩子，而蒋云天便承担了这个责任。他深知要让孩子入睡有多么困难：“你知道吗，小孩子难入睡。如果你不休息，他也无法入眠。一旦他入睡，时间就会迅速流逝，常常到了凌晨三点才能休息。日复一日，早上陪玩，下午哄孩子入睡，晚上还要做饭。一天中，如果能有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就算是不错了。”像蒋云天这样的高校男教师普遍表示，在生育方面，妻子付出了更多。
除了直接的生育困境，女性教师在生育后还面临着一系列衍生的歧视问题。例如，在当前学科评估中，人才称号成为了一个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