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36氪
文
秘丛丛
编辑
*臻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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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岁的徐枣枣(化名)没想到，她只是想在国内冻颗卵，却这么难。
因拒绝为单身女性提供冻卵服务，徐枣枣以“侵害一般人格权”为由，将北京首都医科医院告上了法庭，这也是国内首例未婚冻卵案。“是我在选，我不是被动的，我现在不想生育，但以后想不想我得能选。”徐枣枣接受36氪采访时说。
冻卵即冷冻卵子，又称雪藏卵子，即提取母体健康时的卵子进行冷冻，阻止卵子随人体衰老，待想生育时取出冷冻的卵子使用。与男性出于“生殖保险”的目的、能无条件成为自精保存者相比，目前医疗机构被严禁提供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给单身女性。
女性冻卵的需求暗流涌动，在徐枣枣之前，很多人选择绕山而行——去国外冻卵。除了徐枣枣，36氪还采访了3位已经冻卵的女性，她们是为自己寻求后路的“行动派”。和多数人认为35岁甚至40岁才去冻卵的刻板印象不同，她们的年龄集中在30-35岁之间。
冻卵人群的年龄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年龄在85年到87年，甚至88年89年来冻卵的人越来越多了。”辅助生殖机构从业者Miley表示，年龄的焦虑让她们更快地做决定。另一位行业人士Yoyo的说法也佐证了这一趋势，“过去冻卵的女性年龄偏高，但现在我们30岁出头的客户还挺多的。”她还补充说，近两年咨询冻卵的90后数量不断上升。
30岁成了一个微妙的年纪。很多大龄未婚女性被动背负上了“剩女”的标签，被年龄的焦虑所绑架。对于大龄未婚的职场女性而言，可能更是如此：她们要同时面对职场和生育越发逼仄的压力。
根据智联招聘年的调研，调查者中有59.9%的未婚职场女性选择了不愿意生育，其主要原因是时间精力不够、抚养费用太高、担心影响工作发展。在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上，被调查的职场女性认为有很大影响的比例为63.4%，而男性中的这一比例为48.6%。
当职场压力和生育压力走向高峰甚至顶峰，她们急迫地想找到一个平衡点或者延迟点。冻卵技术成了一部分人解决这个人生难题的“工具箱”。“冻卵之后，我更敢放手去干了，没有了后顾之忧。”33岁的Lydia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更不会为了生孩子而急于结婚了。这也意味着，冻卵还承载着单身女性掌握自己生育权的诉求。
当然冻卵热度的上升，也不能忽视冻卵安全性和有效性等方面的隐患和局限。比如冷冻后卵子受孕成功概率较低，取卵手术的副作用以及冻卵婴儿的发育健康等问题，还有待长期观察和验证。但因此就该将“冻卵”这条路封堵吗？女性的下一个“后悔药”在哪里？
徐枣枣的案件开庭审理的当天——年12月23日，携程创始人、人口学家梁建章联合哈佛大学法学博士詹青云发表了《不可剥夺单身女性的冻卵权利》的文章，他们主张中国的现行法律并没有禁止单身女性的生育权，情理上要尊重一部分有能力的女性选择另外一种养育小孩方式的权利。
“这个时代，女性不应该再考虑任何自我牺牲的选项，无论是家庭还是职场。任何事情都有技术上的解决方案，无需以牺牲女性的发展为前提。”这是罗辑思维联合创始人兼CEO脱不花在得到上的一段笔记。
技术不是万能的，但多创造一点自由和选择是它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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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条路走一遍，做成‘旅游攻略’提供给其他单身女性”
徐枣枣年自媒体人
我是独生女。大概四五年前，从徐静蕾（冻卵）的新闻里知道了这项技术。真正想去冻卵是在年，那时候我可能有了所谓的“29岁危机”——身体方面，好像不好好坚持健身就容易长胖；职业上，我得到了一个小的晋升，能在更广阔的平台做想做的事，有种自我价值实现的感觉；感情上，刚结束了一个较长时间的亲密关系。
感觉一切有很多可能性，但是很多事情你又控制不了。但我想应该有一些是我能掌控得了的，尤其是冻卵。我倒不是觉得我%会生孩子，或者我特别害怕做大龄产妇。但冻卵能保留我生育的选择权，也是我对自己身体的一种处置权。开始有了这方面的想法，我就想要不要试一试（冻卵）。
我前期做了一些咨询，发现大家都是模糊地知道国内冻不了，但到底为什么或者谁真的去试了被拒绝的没有听说过。就好像坊间传闻一样。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把这条路走一遍，最后做成“旅游攻略”一样的东西提供给其他的单身女性。
我初诊和复诊都去了首都医科医院，医院因为*策原因，不能向单身女性提供人工生殖辅助技术，之前冻卵的先例都是已婚，或者是患者罹患癌症需要保存卵巢功能。但她并没有从*策的角度做太多的解释，就开始劝我说，你这个年纪，生孩子是最重要的，你最要紧的事就是把结婚证领了，不要想（冻卵）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我希望得到比较专业的医疗服务，但却得到了人生建议，那种感觉似曾相识——作为大龄单身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已经得到不少催婚催生的建议了，医院就诊，还是这样？我觉得有点讽刺并且不太舒服，但这种不舒服没有一个直接的出口。因为医生的态度非常友善，她像热心大姐一样劝我。我能感受到她的出发点是为我好，但我觉得自己的个人选择权和空间在被侵犯。
在整个生殖科就医的过程中，我感觉到环境对于单身女性生育不是那么友好。我周围的人要不是夫妻团，要不就是父母带着女儿。我很像是个闯入者，格格不入。首先因为我（的身份）和他们都不一样，其次是我的诉求并没有很好被听到或者正式去对待。另外，我还在就诊时，其他患者就比较着急催促，好像他们更有资格在这里做检查，而我提出想冻卵的需求是很可笑或者荒谬的。后来我才想明白，这是一种被歧视的感觉。
医院，我的第一目的就是想通过国内比较正规安全可靠的渠道去冻卵。我认为在国内开放（单身女性冻卵）可能是早晚的事，但我的卵子不知道能不能等。男性能出于生育保险的目的去冻精子，并且不要求已婚，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女性冻卵）需要结婚证的这条规定拿掉。
立案的过程并不顺利，去年9月30号以“侵害一般人格权”立案成功。这是民法中的权利，它包含生育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选择生育方式的权利。从法律的角度看，没有任何明规定说不允许单身女性享受人工生殖辅助技术。医院所说的*策法规，是对技术的管理规范而不用于管理个人。这是比较矛盾的一点，医院不能提供不代表单身女性不能去做。
我第一次见医生的时候还是黑长直，之后就剪了短发。在此之前，我长头发的时间比较长，现在那种被人审视的感觉变少了。开庭前有朋友问我要不要好好打扮？我已经是一个普通的单身女性了，也做了一件好像别人都挺看不顺眼的事情，还要故意打扮得超女性化，有点没必要。庭审前我又去修了下头发，跟理发师说，希望能剪得精神一点。
在庭审期间的辩论中，原告律师提到冻卵会推后女性生育的时间，这样就会拉大父母和子女的年龄差，发生“更年期撞上青春期”的情况。他还提到（由此产生的）单亲家庭对抗社会风险的能力普遍偏低。我们律师的反驳是，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单亲家庭的数量的趋势就是越来越多，这不应该让单身生育和冻卵来背锅。对方还提到手术的风险，首先是麻醉的风险，再有因为冻卵手术是阴道穿刺，而国内的妇科检查本着对单身女性负责的角度，（一般）是不能对未婚女性做此类检查的。其实这里的处女情结还挺明显的。这个风险，其实是可以通过提供术前风险告知书就能解决的。
我站在法庭上其实有些紧张。我不能说自己代表谁，但我有一种和单身女性或者有（自主）生育意愿的女性站在一起的感觉。我很想让更多有类似需求的朋友，能一起见证我们为自己的身体和命运做决定的一个契机。我本来想邀请大家参与旁听，但后来法院没有允许。
我的律师在等待进入法院的时候，遇到了一群未成年的女学生，她们听说这个案子，就专程过来支持我。包括开庭前，我们发起了一个投票，不到一周的时间大约有近人参与，投票结果也是以支持的票数居多。我最开始真没想到能有这么多人